1993-2008期间 韩国农民运动与其对中国的启示 -以市场开放化和政府信赖危机为中心-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Korean Farmers' Movement (1993-2008) and Its Implications to China - Focusing on Market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ment Trust Crisis -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critically explore the history, methods,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 mechanism of Korean farmers' movement who resisted to market glob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movement theory. I believe that the most influential elements of Korean farmers' movement are three structural elements; namely resentment,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and media and discourse. Therefore, focusing on the three elements, I analyze the emergence and expansion of the Korean farmers' movement against market globalization from 1993 to 2008. And I analyze the roles of these three structural elements which played in farmers' social movement in South Korea. Particularly, this article analyses in perspective of market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ment trust crisis about the basic reason why Korean farmers' movement was so fierce in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arket globalization.

1. 三个案例与问题的提出

#1. 2003年9月10日，在墨西哥 坎昆

在9月10日墨西哥坎昆WTO会场外，一位韩国农民用极端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世界、对生活的愤怒—李京海将匕首刺向自己的胸膛。由于伤及右心房4厘米深的地方，在被送进医院数小时后身亡。李耿海死后，医院周围聚集着大批凭吊的人。意大利激进分子更将全身涂成血红色，扯出李京海写的“世贸谋杀农民 WTO Kills Farmers!”横幅上街游行，口中高喊：“我们都是李！”¹⁾

#2. 2005年12中旬，在中国 香港

韩农历次抗议世贸及本国政府的行为骁勇强悍，早就闻名于世。2005年12月13日至18日，在香港世界贸易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召开期间，2000多名韩农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阻止世贸达成不利于韩国农民的协议，再次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12月10日至12日他们一下飞机，就秩序井然地整队集合，亮出“NO WTO”的旗帜和额标……巡视在海面上的防暴警察和飞虎队一见韩农跳海，就迅速开着橡皮艇，迎向示威者……. 2)

#3. 2008年初期，在韩国 首尔等

韩国超出10万人（为警方统计人数，主办方统计人数为70万）大示威，抗议进口美国牛肉，并要求政权。反对党趁机迫使叫停他的改革方案……韩国抗议恢复进口美国牛肉的示威浪潮，持续了数星期，到5月10日，在李明博才上任的日子，其支持率也从刚上任时超过七成，下跌到目前的17%。民众号召一百万人上街示威，警方向全国警察颁布紧急动员令，至10日晚，组织示威的团体声称有多达70万人在首尔参加烛光集会。³⁾

纵观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过程，1990年代初以来，美国和它的跨国公司通过把世界贸易组织（WTO，1995年以前称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无力化，自由地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扩大了它们的势力，而造成了这些国家的农业危机4)。在这场农业危机中，韩国农民也并不例外地遭受损失。1993年12月，美国主导的GATT达成农产品贸易协议以后，韩国农民一直面对着农业的危机。在这样的危机意识下，韩国农民强烈地抵抗了在美国主导下扩大到全球的市场开放化。文章开篇所述的三个事件，便是近几年韩国农民反对市场开放化抗议活动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韩国农民的反市场开放化抗议活动之所以被评为激烈、极端，就是因为与上面案例中的情形类似，韩国农民利用像刺胸自杀、服药自杀、到外国拼命进行海上示威这样极端的方法来表达他们的意愿和要求。这样极端的示威活动，往往容易令普通人误解，感到难以接受或者甚至反感。可是，也有很多人对他们的示威活动表示理解、同意或有同感，甚至表示支持。比如，在香港世界贸易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召开期间，韩国农民组织起来前往会场周围，反对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借以表达抗议的一环，在马路上热闹地活动和在海上举行示威活动时，无论是香港公民，还是其他弱势国家（主要贸易协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的人民也表示理解和支持。还有，在墨西哥坎昆，率领1500多个韩国农民来到墨西哥展开示威的农民李京海在会场前切腹自杀震惊了全球。它引发了悼念李耿海的“世界农民活动”，他也被法国媒体称为“怀着农民的痛苦”的“殉教者”。⁵⁾

那么，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市场开放化和全球化，给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农民都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但是为什么偏偏韩国农民做得那么激烈和极端？虽然跟日本农民的生活水平相比的确差一些，但是比起亚洲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里农民的处境，却又要好得多。所以有人对这样的示威活动感到难以理解。因此，笔者在本文中，首先将简要分析在市场开放化与全球化背景下，韩国政府决策层的应对策略，以及韩国农民的生存困境。接着，我们将重点放在具有韩国特色的农民抵抗运动，结合社会运动理论的思考框架，考察其发生原因和发展过程、阶段性的特征、以及其与国际社会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互动关系等。因此，笔者将根据影响韩国农民的反对市场开放化运动的三个主要因素来解释他们所展开的充满刚性和悲剧色彩的示威活动的发端与展开。

2. 韩国农民示威及其影响因素

2.1 抱怨或者怨恨

2.1.1. 突发性事件和怨恨的表达

McAdam et al.(1988: 706) 认为，突发性抱怨也是影响集体性行动的一个因素。比如说，人灾的发生、法院的重要判决、官方的暴力行为这样激情的、高度公共性的，以及想不到的事件的发生，引发了集体性行动。那么怨恨如何引发集体性活动？ 刘能（2004: 58）对此曾解释说，“怨恨的生产是 利益表达和需求保卫的导火索，它既可以是对现行社会问题和社会不公正的关注，也可以是个体或躯体正在遭受着的结果，便是一个集体行动框架的建构。这个框架既界定了问题，又对责任进行了归因，并且指出了行动的必要性，因此成为集体行动的催化剂。” 这样的看法被认为与结构性怨恨和相对 剥夺 感密切相关。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怨恨。格尔（1970）曾经在他的著作《人们为什么要造反》对于相对剥夺感进行过解释。他强调，“每个人都有某种价值期望，而社会则有某种价值供给能力。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供给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反抗行为的破坏性也越强。”他把这个过程称为“挫折-反抗机制”（赵鼎新，2006：28,78-82）。⁶⁾ 在这样的机制下，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也并不例外地积累着相对剥夺感（王颉等，2007：198-202）。总之，格尔(1970)、McAdamet al.(1988) 和刘能(2004) 的看法结合起来说明的话，集体性行动的发生就是通过一段时间或者一系列的事件被积蓄下来的怨恨7)，由一次突发的引起争议的意外事件所触发的。

2.1.2. 乌拉圭回合会议与农民示威的激发

韩国农民反市场开放化运动的发端跟上面的理论阐述相当一致。1993年，当时在关贸总协议（GATT）的乌拉圭回合会议过程中，韩国金泳三总统辜负人民的期待，最终宣布了开放韩国大米市场。然后他就此事向农民表示深切的道歉。可是这样出人意料的谈判结果，引发了韩国农民的强烈的反抗。此时，不仅仅是农民，还有无数的学生和社会大众也参加了反对韩国的大米市场开放的游行示威。对大米市场的开放表达这样激烈的反抗的原因大略有两个：其一，是金泳三总统的食言。1992年12月，他当选为韩国总统之前，他向国民这样承诺过，“无论有什么事情，我绝对不开放韩国的大米市场，将对它打个总统职位的赌”。可是，与人民的期待完全相反，上任不到一年，他克服不了美国等的压力，接纳了大米市场的开放。一听到他的宣布，农民和一般人就感到了无可忍耐的愤怒，也开始了对总统的妥协和“食言”表示抗议的活动。另一个原因，是大米文化承载着韩国农民的民族文化情感和文化认同感。8) 他们认为，大米是韩国的主要农产品，400万韩国农民的生计所系，应该在开放市场中享受“豁免权”，即政府应该对此加以保护，而不是完全放开，任其接受世界市场的残酷竞争。所以，韩国农民深深感到，他们一定要守护韩国的粮食主权。换句话说，在韩国，大米意味着历史，文化以及民族魂。因此抛弃大米意味着抛弃民族主权和民族魂。韩国人民，之前从未想过韩国大米市场的开放。所以听到韩国政府即将开放大米市场的消息，韩国人民受到了不小的冲击。这次的事件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之前一直关注着国内农业问题的韩国农民，现在开始将抗议运动转向了关注对外市场环境上了。那么，下面将要探讨这段时间韩国政府和农民团体之间应对过程。

2.1.3. 韩国政府侧的积极的应对

之前，停滞不前的乌拉圭回合会议的农产品协商，随着美国和欧共体（EC）之间协议的进展，对于NTC(Non TradeConcerns: 非交易品目), 由于整个谈判缔结时限设定于1993年12月，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更增加了。这意味着大米也是不可例外的关税化的对象。在这样的过程中，对于大米市场开放的政府政策的变化，农民团体的反对示威方式，也变得越来越有组织性，动员机制越发成熟，而且显示了一定程度的激进性。对此，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不仅仅表达了关于大米市场的不可避免的开放市场的现实局面，而且还发布了总统就此事向国民的道歉谈话文。与此同时，还动员了专家集团的言论表述，企图增加大米市场对外开放的正当性。政府决定开放大米市场后，为了消除人民的不满不仅施行了官僚的更迭，而且颁布了对会议结果的宣传。特别是，在这种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一直使用“国际化”、“开放化”之类的套词(cliche)，借以强调大米市场对外开放的不可避免性。终于，那年12月13日，韩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达成了最终市场开放协议。主要内容是：韩国大米市场的完全开放被延缓10年、最低市场接近 (MMA： Minimum Market Access) 比率在初期年达到1-2%、而最终年则达到4-5% (韩 国农村经济研究院，1994)。

2.1.4. 农民团体的反抗活动

乌拉圭农产品协议的当初妥协时限（1986.9-1990.12）之前，事实上，关于协议的内容，一般人无法获知具体内容。可是，为了进行协商，1990年10月，韩国政府按照协议日程提出国别情况资料（Country List)和国别执行书(Offer List)后，确定了包括大米、大麦等在内的15种农产品品目不予开放的政府方针。关于这样的内容，当初协议妥协时限来临时，被言论媒体暴露后，一般人才认识了韩国政府当初所进行的农产品贸易协商。

此后，1993年12月5日，政府最终宣布了大米市场的开放，随后它引发了农民、市民团体以及大学生的反对示威和突击 示威，并且此时示威活动也显示了激烈化、集团化及多样化的特点。同月7日，在首尔火车站广场，所谓“大米和基础农产品输入开放阻止全国民紧急对策委员会”主动地进行了金泳三政府执政后最大规模的场外集会。参加“大米和基础农产品输入开放阻止全国民大会”的3万多名群众作出会议决议：竭力阻止大米市场的开放，并且抨击了总统的失言和政府的亲美国的态度。随后进行了批评政府的和平游行示威。

以那天的国民大会为契机，游行示威扩散到全国，引起了公开反对示威、绝食静坐示威、农业机械返还运动等多种形式的抗议或反抗运动。各个地方举办了该地方的群民（县民）大会，在此过程中，因跟警察发生冲突，还造成了许多受伤者。12月14日，在政府正式发布农产品市场开放协议之际，市民和农民团体立刻要求国会拒绝协议的批准和政府执行农业有关公约。并且，韩国最大的农民团体（即全国农民会总联盟）也发布了对政府大米市场开放的批评声明，而展开了强烈的抗议示威。

2.2 政治机遇结构

2.2.1. 政治机遇和韩国的农民运动

政治机遇结构是农民组织与参与社会运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泰罗（Tarrow）等学者把政治机会提升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他们认为政治机会的有无和多寡才是决定一个社会运动发生和发展的最根本原因。他们采用艾辛杰（Eisinger 1973）9)在分析美国城市抗争行为的发生率时，所提出的“政治机遇结构”概念，强调一个社会运动能否兴起、怎样发展，既不取决于人们的愤恨，也不取决于所能利用的资源的多少，而是取决于政治机会的多寡（赵鼎新2006: 37）。McAdam et al.(1988: 699)分析社会运动影响因素时也提出，政治机遇结构是社会运动发生的重要环节，它意味着只有人们觉得在制度化的机遇的现实参与中遭到排斥，才可能参与社会运动，从而争取体制外参与的可能性渠道。运动参与者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必须依靠政治体制结构。刘能（2004）也坚持同样的看法，他认为，政治机遇结构是解释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之发生的最有力的一个自变量，因为它代表了促进或阻碍社会运动或集体行动的动员努力的几乎所有外部政治环境因素。他还指出，在有些学者的研究中，它被界定为测量“一个政体行动是否采取镇压手段”的一个指标，或者界定为“精英阶层对抗议活动的容忍程度”。概括地说，政治结构（制度）的开放性或者封闭性，一定会影响社会运动或这种集体性活动。依据上述看法，笔者认为，韩国农民运动的频繁发展或者运动的激进性倾向，可以在两种制度性结构维度获得解释：第一是韩国农民感知到自己在政治和经济舞台上彻底的被排斥，另一个则是韩国1995年落实的地方自治制度10)。下面将说明具体的情况。

2.2.2. 韩国的工业化和农民及农业的衰落

韩国的快速工业化给其经济结构和人们工作及谋生的方式带来了急剧的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末，在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启动之前，韩国主要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国民大多数住在农村，而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一半来自农业生产。可是，1960年代末以来，随着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推进，农业产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开始急剧下降，从1960年的39.4%降低到1980年的14.6%，至1990年则进一步降低到9.0%。与此相伴的是，制造业的份额从1960年的18.6%迅速增加到1980年的44.4%和1990年的44.7%。而第三部门（服务业）则以缓慢的增长率增长，从1960年的41.5%提高到1990年的46.3%（具海根，2004: 40-41）。随着农村经济情况和就业形势的急剧恶化，农村人口也急剧减少了。农业人口从1970年的14,422千人（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为 44.7%）减少到1980年的10,827千人（28.4%），1990年再减少到6,459千人（15.1%）（具海根，2004: 48-49）。而与此同时，在收入方面，60年 代到70年代期间，跟城市收入不相上下的农村居民，到了90年代以后，农业收入与城市收入的比降低到80%甚至70%。在此期间，政府也不是没有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措施。朴正熙政府1970年初期开始推进的“新农村运动”，就旨在谋求韩国农村的发展。可是倾向于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投资倾向，没有导致农村经济的崛起。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人口和经济自然而然衰退了。更糟糕的是，农民们慢慢地认识到，其自身遭遇的贫穷，并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而是由于政府决策层忽视了他们的利益诉求，或者有关的政策执行失败。因此他们开始密切关注政府的政策变化，而对不满意的方面则通过多样的方法开始表达了他们的意见。

<表 1 > 1966~1990年间农户和农业人口的下降情况

2.2.3 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与农民的参与

截至1995年，韩国终于落实了地方自治制度。之前，对于此制度，当时的在野党一直向政府施压，要求实行该制度。此制度的落实不仅仅在韩国政治发展上具有相当的意义，而且在韩国农民运动的发展上也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因为，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机构的领导都是由中央政府任命而管理的。可是，此制度落实以后，人民就可以直接选出当地的自治机构的领导。比如说，郡守（县长）和郡议员，市长和市议员，道知事（省长）和道议员，广域市长（直辖市长或特别市长）和广域市议员。那时，在农村开始了农会（农业协同组合）会长的直接选举。农会就是政府和农民之间代替农民来管理政府财政、基金、农业材料、农产品销售等代表性的公益利益机构。

按照这样的情况来看，此制度的实施给农民或者农民团体带来了政治参与的新机会。随后，随着此制度的逐渐扩散，在农民团体中许多积极活动的农民运动家们参与地方选举，并当选为地方政府和议会的领导。因为，农民运动团体的目标和策略在于更好地表达农民的利益，所以对于地方政府机构的选举的积极参与，就成为一项策略了。此外，由于地方政府的财源与农民收入有密切的相关，农民团体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它们之间维持着协力合作和批判的两面性的互动模式。比如说，有些地方政府通过间接的方式，鼓励和支持农民团体抗议中央政府对农民和地方政府所采取或制定的不利政策。到目前为止，像WTO/DDA协议、韩美间自由贸易（FTA）协议等，在对地方经济影响深刻的农产品开放协商过程中，农民团体和地方政府合作展开了联合反对活动。

在韩国，代表性的农民运动组织有两个：一个是“全国农民总联合会”(简称“全农”)，而另一个是“韩国农业经营者联合会”（简称“韩农联”）。这两个组织之间在政治参与态度、意识形态等方面有着不同的特征。 如下<表 2>所示，这些不同可以按照会员的特征、社会运动的目的、抗议方式、现实政治参与与意识形态、政治参与机构、代表性的人物等多个项目进行对比分析。也可以列出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点。

从<表 2>可以看出，一个明确的事实是，即使有程度的差异，这两大农民团体都参与着多样的政治机构。¹¹⁾比如，在卢武铉总统执政期间，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在<表2>中，前任韩国农林部部长朴洪洙，他以前担任过一所村庄的村长，此后陆续当选为郡守、韩国农业经营者协会会长、国会议员，最后，卢武铉总统上台时，将他任命为农业部部长。换句话说，一位农民经历农民运动后，终于攀登到了韩国农业政策总负责的职位。这意味着政治机遇的扩大和开放。

<表 2> 两大韩国农民运动团体的特征

最后，值得关注的是，农民运动团体对农会的参与。韩国的农会是在国家的支援下干预着所有农村经济活动的农民自助组织。现在，农会会长和（多数）理事都依据选举被选出。由此，在有些作为农民运动家身份被选出为农会会长的地方，当地的农会和农民团体形成紧密的关系。并且，管理和经营能力优秀的农会会长，不仅促进地域经济的兴起，而且帮助和支援农民运动组织的活动和维持。

2.3 大众媒体和意识形态的扩散

大众媒体和意识形态有密切的相关。随着各种各样的媒 体的迅速发展，它们对社会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增加了。因而目前社会运动活动家及研究者格外关注它们。所以，在此，对这两个因素如何影响社会（农民）运动，将展开讨论。

2.3.1. 大众传播媒体

社会运动是一种公共事件。因此，媒体对运动的报道及其方式都会对运动的公共认知、大众支持度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Kielbowicz and Scherer，1986; Koopmans andOlzak，2004; Ryan，1991，转引自 赵鼎新（2006：44））。一个社会运动要取得成功，需要的不仅仅是当权者的支持，还需要旁观者的同情。可是，更重要的是运动干部和成员之间，以及社会运动参加者与旁观者之间的沟通。以前在社会运动展开时，最为广泛利用的通信技术就是电话。因为电话在动员潜在参与者或者通知运动团体的活动情况时，不仅成本低，而且效率高。直接邮件技术次于电话。可是，在现代社会生活里，更具有代表性的大众传播媒体主要还是电视和报刊。它们在吸引成员，诋毁对手，影响政府和一般大众中，担任重要的角色。社会运动团体利用大众媒体表达和宣传自己意见。大众媒体也在社会运动活动中找到新闻材料（McAdam et al. 1988：722-23)。

到目前为止，最受关注的媒体就是互联网。互联网是继电视之后兴起的又一类新兴媒体，它的应用范围日益扩展，用户不断增多，成了电视以后改变人们生活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传播技术的突破。由于互联网一经出现马上就被运用于社会运动的动员，因此互联网对社会运动动员的影响也得到了一定的关注（赵鼎新，2006：271）。其结果，有时候，社会运动团体为了获取大众媒体，政府以及大众的关注，创出多样性的活动项目，往往利用极端的行为方法表达它们的意见（Oliver and Myers，1999）。因为大众媒体比较喜欢这样意外的事情。可是，有时候，他们的极端行为也会引起负面作用。

2.3.2 媒体和意识形态的扩散

“新社会运动理论”（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ies）往往遭受批评。因为它忽视意义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社会学者一直注意到社会运动和意义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那么，一般大众如何形成意义和意识形态呢？有些学者认为，一般人的意义和意识形态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形成起来。从而，意识形态在大众范围内，通过电视和报刊等媒体的调解，影响到社会运动的动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所以目前社会运动的发生极少，因为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掌握或者控制着生产大众话语的大众传播媒体。马克思主义者称这样的控制为“意识形态霸权（ideological hegemony）” (McAdam etal.，1988：724)。12) 可是无论如何，由于现代社会里多种多样的媒体的发展，事实上人们的意识形态不容易被控制住。因此，目前许多社会学者更关注微观过程，即意义和意识形态的产生和维持。因为社会运动组织为了保留运动成员的认知和意识形态的忠诚，更需要这样的过程。那么，大众媒体和意识形态的生产与维持怎么引起社会（农民）运动呢？

2.3.3 大众媒体, 意识形态, 以及2008年初韩国的烛光游行示威

2008年初期，由于抗议政府和美国之间的牛肉进口协议，在韩国发生的大规模烛光示威并不能算农民示威，但是，它与农民示威有密切关系。此示威发生前夕，卢武铉总统居然宣布韩美间自由贸易协议（FTA）谈判进程开始，此事件引发韩国农民和专家们一致而强烈的抗议，他们认为协商不具备正当性。韩美间自由贸易协议（FTA）中最关键的内容，包括韩国市场对美国牛肉的进口，而这就造成进口感染疯牛病病毒的美国牛肉的可能性。因为，之前，在美国疯牛病疑似感染牛几次被发现后，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不仅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更没有提出可靠的有关资料。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两国间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的话，韩国畜牧业不仅可能面临急剧衰落的危险，还有可能会对国民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卢武铉政府在协商谈判中坚持着韩国只能进口美国30个月以下的剔骨牛肉。尽管如此，韩国农民团体和市民展开了反对韩美间自由贸易协商的激烈示威。可是，2008年4月18日，在李明博上任后第一次访美之前，政府就表示，韩美两国达成了进口美国牛肉的协议，也就是说，韩国接纳了进口30个月以上的美国牛肉。它几乎等于牛肉市场的全面开放。

为什么李明博总统没有国民的同意，就暗暗地和快速地接受了美国的要求呢？据媒体报道，李明博就任总统后，美国国会数名重量级人物再次向韩国施压，希望韩国能全面恢复进口美国牛肉。可是真正的理由，是因为李明博总统作为 新自由主义的信奉者，顽固地相信韩美间自由贸易协议将给韩国人民带来经济的持续发展。所以，他为了达成协议，不得不接受美国提到的先决条件之一，即，对美国牛肉的全面开放。

无论如何，这样的消息一瞬间震动了整个韩国社会，也引起了农民和市民的反对活动。此时，出乎很多人的预料，第一次在街道上用蜡烛表示反对的人群，其主体竟然是小学生和中学生。此后，整个年级和整个地区的人民参加那些烛光游行示威，强烈地反对美国牛肉的进口，也进一步对李明博政府的整个新自由主义政策表达了反对声音。此时，影响他们最多的媒体是电视，报刊，及互联网。韩国最大的公营电视台MBC（文化放送），利用时事性栏目《PD手册》指出了美国牛肉的危害性和韩美FTA的不当性。韩国最激进的媒体，即《韩民族日报》和《京乡日报》也强烈地指出了同样的问题。尤其是 MBC（文化放送）关于美国牛肉的危害性播送的《PD手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且它给视听者带来理解、认识美国牛肉的危害性的契机。播送之后，对美国牛肉（进口）觉得恐惧感的年轻的学生们，把那些内容在网上迅速地互相传达和共享。因为在韩国，几乎所有学校都向整个学生群体提供午餐，如果进口美国牛肉的话，这些学生就避免不了吃它。所以有些学生为了表示反对美国牛肉的进口，而在网上建议展开烛光集会，影响便急剧扩散了。随后，自然而然地，很多学生、市民及农民和劳动者参加烛光 集会，表示了反对美国牛肉的进口和李明博政权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下面列出了烛光示威的日程别发生事件。

在烛光示威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新的示威文化的诞生。就是说，通过互联网达成了直接民主主义的实现。示威的整个过程，比如说，关于开展示威的活动建议、集会场所的选择与公示、示威的方法和策略、话语口号、对政府政策的批判，网上的网民主导了一切。与以前的示威相反，没有存在任何具体的组织者和示威主导者。这一系列的过程，网民都是通过在韩国最受欢迎的综合性网站之一，即www.daum.net的讨论栏目《agora》进行和展开的。因此，自然而然，这个网站在李明博政权看来，标志着孕育烛光示威的温床或者主谋。

<表 3> 韩国烛光示威的日程别发生事件

资料来源:gov.soc.ntu.edu.tw/cms/resource/08-08(1).ppt

抗议的后果：政府对媒体的统制强化

在韩国，2007年12月，李明博当选总统。当时韩国人民想，虽然他是个有毛病的（他曾经因违反选举法被取消过国会议员职位）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可是也并没有找到可替代他的人物。因为李明博总统出身于大企业的总裁，人们相信他会促成韩国经济的重新崛起。可是，与人民的期待完全相反，2008年2月，他上台以后，不仅韩国的经济越来越恶化，他领导的政府还对媒体、教育及互联网等的监视和统制越来越加强了。尤其是对传媒和互联网的监视和统制更厉害了。因为他相信，恐怖的烛光示威正是由那些媒体发端而迅速扩散下去的。

作为笃信新自由主义的李明博政权，执政以后，如上所述，首先要解决的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就是韩美间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为此，李明博政府不得不接纳美国的最大要求，即全面恢复美国牛肉的进口。可是，韩国人民都不信任可能带有疯牛病毒的美国牛肉，并进一步对美国牛肉的进口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此时，更令人愤怒的是李明博政权的两面性的态度。视强烈的烛光示威为威胁的李明博政权，一方面向人民表示了公开道歉，另一方面却又利用警察、检察机关等权力机构加强了对互联网的监视和控制。

其结果，利用互联网主导示威的人、在互联网上激烈地批判政府的人等，不少人都被警察和检察机关惩罚了，甚至有些人被拘留了。因此，在网站讨论中最活跃的网站（www.daum.net）的讨论栏目也逐渐衰退了。这样政府对网站的监视和控制可以说与中世纪在欧洲出现的一目了然的监视设施（panopticon）非常相似（米歇尔•福柯，1999）。当时许多网民觉得，他们几乎变成了监狱房间里的囚徒。因为他们经常感觉到他们被国家机构监视到，他们在网上登上有关示威和批判政府的文章时提前自己监视着自己。这就意味着福柯所说的监视社会以新的形态来到目前的韩国社会。

3. 结论

如上所述，本文考察了韩国农民的反市场开放化运动的案例和积极动员和参与社会运动的三个结构性条件：怨愤及其积累，政治机遇结构，及媒体和互联网与社会运动之间的交互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对于下列问题作出了回应：为何韩国农民运动如此激烈和如此顽强，并针对该问题提出了一种整合的解释模式。可是，事实上，韩国农民的反市场开放化运动的动因，较之笔者上述解释和说明更加复杂，这里存在着更复杂的机制。所以说，只有一个或两个因素，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是缺少解释力的。斯梅尔赛曾在自成价值理论（value-added theory）中，对于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所需的必要条件，提出过六个共同的因素：结构性诱因、结构性怨恨、一般化信念（概化信念）、触发性事件、有效的动员、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他认为，随着上述因素依次形成，发生集体行为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加。一旦六个因素全部具备，集体行为就必然发生（Smelser, 1962,转引自 赵鼎新，2006：64）。笔者也大体赞同斯梅尔赛的看法。在这样的概念基础上，笔者对韩国农民的反市场开放化运动，围绕最具影响力的三个结构性维度（怨恨、政治机遇结构、大众媒体和话语）及其在韩国的呈现，提出以下结论：

第一，韩国农民参与反市场开放化运动的最大影响因素就是怨恨。而这种怨恨主要由于政府信赖危机来造成的。如上所述，在倾向于重工业的产业化政策决策过程中，韩国农民和农业彻底地被排斥到既有体制之外。所以韩国农民自然而然长期积累了悲愤和遗憾。在这样的恶劣情况下，1990年代初，在国际贸易协商期间，政府单独地宣布了将开放包括大米市场在内的整个农产品市场。它不仅冲击了韩国农民，而且引起了韩国农民悲愤和遗憾的爆发。因为，对农民没有清晰和完整的对策，政府却单独地宣布了农产物市场开放的不可避免性。此前发生的大规模烛光示威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即政府强迫农民和农业作出牺牲。它引起农民长期积累的愤恨的爆发。笔者认为，2008年初发生的大规模烛光示威，正是标志着韩国农民运动的扩散和发展。因为农民的主张和话语，最终得以通过媒体和互联网渗透到一般大众。比如说，“美国疯牛拥过来！”“疯狂的牛，疯狂的政府!”“保护我们的孩子！”等等。

第二，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给农民带来了积极参与政治的机会。1995年落实的地方自治制度，使得农民和农民运动活动家，得以参选并成为地方政府的领导、地方议会议员、以及农会会长和理事。政治参与的启动与扩大，使得农民运动能够实现政治化组织，权力分享也成为了可能。因此，有些地方，比如，作为农民或者农民运动活动家身份被选为当地领导的地方政府，跟当地的农民运动团体保持着紧密的纽带关系，以及复杂的互动。有时候，农民运动活动家担任地方政府的领导后，最终当成国会议员（如现民主劳动党代表）、行政部的部长（如前任农林部部长）等。

第三，信息化（互联网）的发展给农民运动开创了新纪元。笔者曾说过，前不久的烛光示威是韩国农民反市场开放化运动的扩散。其得以扩散的关键性媒体应该说是互联网。以反对美国疯牛病怀疑牛牛肉的进口为动因，所触发的烛光示威的主要话题，事实上是跟农民运动团体一直主张的内容几乎一致。那么对于韩国社会和社会运动起着重要联结和推动作用的信息化媒介怎么看呢？首先，就民主化和信息化的关系而言，韩国社会被评为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引人注目的信息化。人们都同意那些成果归功于前任金大中政府。金大中政府虽然面临严重的亚洲金融危机，但是它不仅成功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而且在社会各个方面实现了真正的民主化。最值得关注的成果是通过信息化实现的民主化。金大中政府非常强调信息化的重要性，而且实际上落实了大量的有关信息化政策。信息化能够实现决策层和基层民众双方的沟通，也能够废除实现民主社会构成最大障碍之一的过度科层制。因而如果能实现信息化，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科层制问题。因为，信息化帮助上层和下层、官僚和民间人、长辈和年轻人之间更好地交流和沟通。继承金大中政府的卢武铉政府，也坚持了同样的政策而实现了进一步的发展。¹³⁾人们都认为，卢武铉总统的当选，归结为金大中总统期间所落实的信息化。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前不久发生的大规模烛光示威。应该说，没有信息化，便没有这样大规模自发性的示威。抛开这次大规模烛光游行示威的目的究竟实现与否的争议14)，信息化不仅仅实现了直接参与民主示威，而且实现了直接参与民主化进程。在烛光示威期间，感到恐惧的李明博政权，虽然动员警察和检察机关镇压和控制有关互联网，可是，笔者认为，这些反动措施并不能抑制人们通过互联网展开的直接参与的民主示威方式。